山东枣庄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展品——周穆王拜见西王母画像石 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坛 光明图片/视觉中国
【学术争鸣】
青海黄河源地区扎棱湖畔发现秦代石刻，专家学者从多角度解释，认识不断深入。许多说法皆试图从实证角度探源石刻来龙去脉，展开“昆仑+河源+玉石”叙事。但是，如果回归“皇帝使五大夫翳将方士采药昆仑”这一文本，就会发现“皇帝+方士+采药+昆仑”才是叙事中心，五大夫翳受皇帝指派，是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为方士提供后勤和军事保护，方士才是活动的发起者和执行者。那么，方士何德何能成为秦始皇的座上宾？又以何种理论说辞获得皇帝恩准的呢？其中有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，深入探讨方士和采药、采药与昆仑的关系，结合秦汉之际的地理观念变化，才能理解采药昆仑何以可能。
早期昆仑观念的演变和神话地理观的形成
《尔雅·释丘》：“三成为昆仑丘。”它以三天三圆为制，演变为三层台阶的祭天圜丘，昆仑丘亦即昆仑虚。在居中而治的观念中，天子必居中心，祭天圜丘也必建于天下之中，这实际为昆仑丘赋予了地中的意义，因此昆仑丘、昆仑虚最早被想象为天地之中。
商周之际，昆仑观念的神话性增强。新出土的三星堆2号青铜神坛，有原始“昆仑”思想的痕迹。在第一层，身背青铜罍的青铜人头冠上刻着“蛇性龙”，是人间帝王的象征，站在大地中央的高丘上，仰观俯察，上接神仙与天帝；在大地四方、四维有四方神、四柱神面向四方四维，支撑神人体系。清华藏战国简《五纪》篇，基于“四方五位”的空间观建构神祇体系。这些都是昆仑神话化的知识背景。
昆仑虚或昆仑丘是地中祭天之所，也被古人认为是升仙之所，后世则就其形制与升仙思想结合，产生仙山说，并将巫觋观念杂糅进来。与天神交通要用玉，昆仑又与玉石文化结合，产生丰富想象。
总之，昆仑不断讹变为一处神仙所居的神话空间，有仙药、仙水、仙气，从而被方仙道思想所转化。
地理空间概念由神话观向现实与神话共存观转变，大约发生在战国中后期。楚、秦、齐、赵、燕、魏等大国务兼并扩张，统一趋势日益明朗，地理观念突破“中国”框架，眼光投向殊方异域。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人物邹衍应时提出新说。他构建以九州中国（赤县神州）为中心的宏观地理框架，服务于帝王疆理天下、体国经野的欲念。对照《山海经》和邹衍提出的“先列中国名山大川……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”就会发现，这几乎就是《山海经》的概要，有学者据此推测《山海经》出自邹衍及其门徒之手，其中杂糅的神话、方仙内容是邹衍徒子徒孙传其道不能通所致。只有虚实结合，以神秘感和长生不老的诱惑，让人穿梭于“现实与虚幻”之际，才能“阿谀苟合”帝王的私欲。因此，《山海经》中杂糅的知识，不能以理性逻辑来理解。
其中，“昆仑丘、昆仑虚”就是方仙家营造的虚幻空间。他们方位模糊，与地理山川无实指对应。原始宗教观中，居于天下之中的昆仑，在神话体系中被地理化为高山，偏离天下之中，置于西、西北维，并赋予“高万仞、河源、流沙、产玉、西王母居所”的地理特征。例如，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记载昆仑山：“河水出焉，而南流东注于无达。赤水出焉，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。洋水出焉，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。黑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大杅。”东南西北对应四种颜色，显然是阴阳五行家标榜的方色思想。另记载说：“昆仑之丘，是实惟帝之下都，神陆吾司之。”显然这是昆仑为天下之中，上接天帝的巫觋文化的空间表达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描述昆仑之虚：“海内昆仑之虚，在西北，帝之下都。昆仑之虚，方八百里，高万仞……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……河水出东北隅。”这些表明，《山海经》中的昆仑形象，仍有原始观念的孑遗，也有神话地理观念的注入，很多概念深刻影响现实的地理探索（如河源）。
昆仑还与“神药”“长生不老药”建立了密切关系。屈原《九章·涉江》：“登昆仑兮食玉英，与天地兮同寿，与日月兮同光”，代表楚文化中食药昆仑、长生不死的观念。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载开明东巫彭等“皆操不死之药”，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有“不死民”，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记“三面之人不死”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云：灵山十巫“从此升降，百药爰在”，书中还记载西王母常居昆仑，掌管不死药等情节。西汉初，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亦云：“掘昆仑虚以下地……珠树、玉树、璇树、不死树在其西。”由此推测，战国末期至汉初，昆仑与不死药的结合是普遍观念。“采药昆仑”，即使不存在于石刻中，也应存在于时人的语言中。
因此，在神话地理观念中，方士、仙人、道士、不死之药、西王母、昆仑丘等概念形成一个叙事体系，与帝王统一天下的雄心相绾合，这是“采药昆仑”发生的时代背景。
方士与“采药昆仑”
强秦荡平列国，开疆要荒，废封建，行郡县，作驰道，需要新的地理观支撑庞大帝国运维。但秦帝国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意识形态，导致秦始皇的地理观在神话和现实之间摇摆。迷信方士的虚言，东“求药海上”和西“采药昆仑”，却又坑杀“方士”（后称“坑儒”），都是受这种地理观的影响。
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：“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，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，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，不可胜数也。”令秦始皇深信不疑的方士，都是些不通邹衍帝王术的“怪迂阿谀苟合之徒”。
自统一天下，始皇帝不是在求仙药，就是在接待方士、商讨求索的办法，对燕齐方士言听计从。始皇三十五年（公元前212年），被委以求奇药重任的侯生、卢生等方士求药不到，竟畏罪逃亡，惹火秦始皇。他下令调查，犯禁者竟有460人之多，皆被坑杀。
始皇三十六年（公元前211年）谶纬事件频发，荧惑守心、坠星刻石、持璧人说祖龙死等。秦始皇心烦意乱，既然海上求药之路不通，自然另有“阿谀苟合”的方士另辟蹊径，引经据典，向秦始皇兜售“采药昆仑”方案。注意，“海上求药”其实是向“海中三山蓬莱、方丈、瀛洲”上的仙人求药，“入海求神采药”本质是“入山采药”，与“采药昆仑”性质相同。
合理推测是：秦始皇再次听信方士，命五大夫翳组织和领导此次活动，“三十七年三月”前后抵达扎棱湖畔（据刘钊《再论昆仑石刻》释读）。之所以派五大夫翳领军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此前海上求药，秦始皇委权方士操作被骗，因此派遣官员掌控全过程。有些人推测“采药昆仑”是秦始皇因病魔缠身主动提出，但从数次海上求药皆出自方士提议来看，“采药昆仑”也应是方士的主动建议。
秦始皇信奉阴阳五行家之说，听信方士，足见“方士采药昆仑”事件，是神话地理观念之下的自然发展。本次采药，“河源、玉石”叙事不起主要作用。
“玉石、河源、于阗”叙事下的昆仑观
汉武帝时期，疆域比秦时更广阔。地理现实的扩张，推动地理观念的转化，时人地理观的神话性、神秘性减退。汉武帝根据汉使所说，定位尚无实指的昆仑就是一个例子。
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提交地理考察报告云：“于阗之西，则水皆西流，注西海；其东水东流，注盐泽。盐泽潜行地下，其南则河源出焉。多玉石，河注中国。”此语境中，于阗显然具有分水岭的性质，其南白雪皑皑的山峰是重要地理标志。
公元前114年，张骞去世，汉武帝继续派遣使者出使西域，约在李广利率军出征大宛（公元前104年）前，汉武帝根据使者提供的地理信息，定位昆仑：“汉使穷河源，河源出于阗，其山多玉石，采来，天子案古图书，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。”汉使摸清了河源就是“于阗山”，但汉使没明确指出塔里木河、盐泽是河源。古图书中的“河源、玉石、高大、瑶池、醴泉”等词又与汉使描述“于阗山”相似，故以“于阗”南山为“昆仑”。可见，定位昆仑与古图书之间也存在着“怪迂苟合”的味道。
那么，汉武帝所参考的古图书是什么呢？根据司马迁的点评可以推测，武帝参考的古图书包括但不限于《禹本纪》《山海经》和《禹贡》。
不难推断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汉使、商旅往来，丰富了对西部的地理认知，时人已经不太相信古图书中的“古代”地理观念。“中国”境内已无模糊的地理空间，可以安放神话中的“昆仑虚、昆仑丘”，急需给昆仑找个定位。汉武帝借着这个机会成全了昆仑和于阗南山。长期停留在观念层面的“昆仑”被汉武帝安家，显然是地理观念转变的结果。
反观秦代，异域地理仍虚幻缥缈，这为“昆仑”在陇西、羌中的存在提供了模糊空间——昆仑、河源，瑶池、醴泉、冰山雪水、不死之药，都可装进这个篮子里，勾勒仙居场所。当时，秦境西到“临洮、羌中”，“羌中”以青海省东部河湟地区为中心，包括青海湖、湟水流域及黄河上游河曲地带，向东延伸至甘肃岷县（临洮），西抵青海湖以东，南达四川松潘高原，与古图书所言“昆仑”极为相像。不难理解，始皇三十七年时（公元前210年），当方士建议“采药昆仑”，会得到恩准。
进一步推测，秦土西至临洮、羌中，那么，从长城的西端点临洮趋临夏，走河湟谷地，到青海湖西折向南，大概率在秦人控制的地盘上，沿途有秦军官驻守据点和补给点，五大夫翳带着横扫天下的秦锐卒和方士，大可获得羌人的支持与协助，顺利通过羌人游牧区。相当于说，在该石刻发现之前，秦人控制羌中的可能性被后人大大低估了，但愿考古工作能给予解答。
总之，对“采药昆仑”石刻的解读，应采取“从古到今”的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，从地理观念演变史的角度理解其可行性。而非“以今框古”的观念，理解其不可能性。秦汉之际，地理观念存在着巨大变化，如果以汉武帝以后的地理观念来评价“采药昆仑”石刻，无疑会造成语义环境的错置和对古代知识的误读。更重要者，应基于文本的“方士+采药+昆仑”理解其可能性，而非从“方士+玉石+河源”的角度认为其不可能。
基于此，石刻命名最好带上“采药昆仑”，以反映中国古代的昆仑文化，存在方技类的知识体系。
（作者：董金社，系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客座教授）
（稿件统筹：本报记者 王笑妃、陈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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